你知道什么是“羞耻”吗？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教授、教务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罗格斯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他创办并主编了《社会历史杂志》，曾担任AP世界史委员会的创始主席和美国历史协会教学副主席。
羞耻在前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其社会用途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中都能够适用并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更多现代条件和制度的出现，羞耻感会怎样发展？现代性的影响是情感史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许多学者，尤其是专注于前现代时期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情感是人类固有状况的一部分，仅仅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发展就期待它会发生巨大变化是错误的。有种观点认为，长期发挥作用的各种情感共同体具有比现代性本身更重要的组织原则。此外，一些情感与现代状况的联系极为明显，不仅可以准确区分，而且很有意义。例如，必须重新定义消费社会的嫉妒；当出生率下降，现代人口结构面临转型的时候，父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加强对单个小孩的爱护；怀旧可能会有新的含义。
现代性理论已经被直接用于羞耻研究，尽管大多不是由历史学家提出的。本章简要地探讨这些主要论点，但也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尤其面对来自当代东亚的证据时。现代性框架依然存在，但不完整，正如下一章所指出的，需要更多的文化刺激才能更加系统地重新定义羞耻，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延续了下来。羞耻和现代性的关系是真实的，至少也是复杂的。毫不意外的是，由于羞耻深深根植于前现代历史，发挥了许多社会功能，彻底重估这种情感需要异乎寻常的刺激。
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比了一个印度尼西亚渔村与南加州对羞耻感的使用，可以预见的是，羞耻感对前者来说非常重要，它提高了村民的文明程度，使其更顺从，但在加州这个庞大的都会区，人口流动频繁，人们大都倾向于淡化羞耻感，偏好更随意的社会关系，也更愿意承担风险。研究报告最后指出，由于印度尼西亚村庄的环境无疑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消失，那么“可能在小规模人类群体合作的演变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羞耻感的基础也在走向尽头。“在当今全球化和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依靠羞耻来充当社会调节机制有其固有的成本”，将服从和文明礼仪置于现代社会所需的价值观之上，同样如此：“羞耻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抛开文明的美德不谈，为什么现代性会正如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假设的那样削弱羞耻感？至少有三个因素值得关注，当然，这些因素可能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论点1：羞耻感随着城市化而减弱，因为羞耻感赖以生存的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开始消失在这个更加匿名的现代环境里。毫无疑问，城市环境让这种情感变得复杂，而且可能让蒙羞的个人更容易（至少直到最近）拎包走人，而不是受社区的支配。但是即便在乡村地区，人口流动也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要频繁得多。问题在于城市社会可以轻易形成新的共同体，从邻里、专业团体到其他协会，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也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当然还有高度城市化的东亚社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面临新的挑战，羞耻感依然存在。
论点2：商业社会越来越无法维持传统的荣誉观念。追求万能的金钱优先于往往代价高昂的荣誉准则及随之而来的羞辱：崇高的理想和自我利益的算计无法长期共存。长远来看，这一论点有一定道理—甚至在日本都是这样，就像我在本章后面所说的。的确，早在18世纪，评论家就提到了“爱财”或“贪得无厌”日益盛行，指出利益的缩小与“对荣誉的兴趣”并不相容，在英国尤其如此。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有问题。即使在商业风气如此粗俗的19世纪美国，对荣誉的关注也不会马上屈从于商业动机—在有些地方（如法国和日本），所谓的第一个工业重商主义世纪刺激了一些团体，使其加倍重视荣誉，而不是放松控制。在美国的主要地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人们仍然坚定地信奉荣誉，并利用羞耻来实行情感强制。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多数地方，荣誉文化只是传统的羞耻背景的一部分，所以即使荣誉真的衰落了，羞耻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论点3：现代社会建立了足以替代羞辱的制度，而且事实上人们可能坚持其优越性。最明显的是现代社会跟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一样，建立或扩大了正式的治安，并建立了新的惩治罪犯的机构。这是公开羞辱仪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西方是到19世纪末，其他地方则是20世纪后期，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本来极为依赖羞耻感的社会。如果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规训，就得重新审视这种情感。
总体而言，城市化、荣誉感的最终衰落以及社会规训的新方式，无疑提出了每个现代社会都不得不努力应对的羞耻难题。单凭世界性的范例，就有可能增加变革的压力，一旦西方开始重新审视羞耻，并将一些传统习俗视为野蛮，其他社会可能就会觉得有必要进行创新以做出回应。价值体系的更大转变也会进一步促进变革—比如女性权利的新观念，就跟女性要更知廉耻一点的传统观念相悖。现代环境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普遍，对羞耻的各个方面都要重新评估。
不过，重估不一定得彻底。许多社会反对过分注重创新的现代性，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在家庭和社区环境里保持对羞耻感的高度依赖，同时在其他方面成功实现“现代化”——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
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何有关羞耻感和现代性的简单概括都变得没那么容易。毕竟，这里的社会已经将羞耻转化为复杂的设定，比印度尼西亚的渔村还要复杂，并将这种情感与更大的儒家文化体系联系起来。根据许多当代比较，那里的社会仍然非常依赖羞耻感，跟西方社会完全不同。
关键在于文化，以及维持和调整古老情感传统的相关能力。在东亚社会中，日本最清楚地讨论过更彻底地接受西式价值体系的可能性，但最终予以拒绝。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初年的学校改革热潮中，国家引进了不少学校官员，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官员，大量照搬西方的教师培训标准。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有人批评，应该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1881年，新的小学教师备忘录极力提倡集体价值观的重要性，这当然包括忠于国家和天皇，但也包括“忠于朋友”。在以适当的个性培养为新重点的体系里，忠诚和服从被树立为核心美德。在此过程中，羞耻没有得到公开的讨论，但事实证明它符合其中强调的价值观，所以毫无疑问地在学校乃至其他地方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只是简短地讨论羞耻感在东亚继续发挥作用，将此作为引入比现代性自身更加复杂的比较背景的一部分，这是有风险的。这一评估主要基于最近的观察，而非具有连续性和适应性的周详历史—尽管可以额外引入一些历史因素。它可能简单化和模式化东亚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就像当前的政治制度一样。它忽略了许多当今的羞耻反应研究都会注重的个性变量。它可能落入早前“耻感”文化讨论的一些陷阱，尽管可以避免一些最粗暴的误解，其中首要的就是认为羞耻与严格的内在标准意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但是各种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羞耻的运用方法确实很独特。它始于育儿阶段。现代日本、中国和韩国的研究表明，母亲对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反应往往是公开地收回母爱。中国台湾的一位母亲说：“我们不要你了。你站到那边去。反正我们也不喜欢你。”对日本母亲的调查显示：她们很少打孩子的，并对美国家长的行为感到震惊，但是她们看到孩子不守纪律时，会从孩子身边走开，假装孩子不在那里。父母公开利用羞耻感：一个三岁的中国孩子向邻居讨要糖果吃，她母亲的回应是大喊“羞羞羞”，同时刮孩子的脸。毫不奇怪的是，东亚儿童比美国或英国儿童更早学会羞耻一词及其概念（大约两岁半）。此外，与美国父母相比，东亚父母对“学龄前儿童如果不守社会规则就该感到羞耻”这样的论点，反应要积极得多（ 在一项调查中，芝加哥几乎没有父母同意这一点，中国台湾则有43%的人接受这一观念 ）。
羞耻感依然存在于学校和成人生活之中。中国人都有羞耻感和罪感意识并对其加以应用，但是他们更加看重羞耻感，因为羞耻感能够指导现实情况和人际关系，并且在必须做出重要决定的社会环境中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关注更为抽象的标准。许多东亚人对羞耻感持正面看法，认为它可以鼓励自我检视和自我改进，而不像许多西方人那样冷淡。他们还坚定地把羞耻感和家庭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联系在一起。家庭成员的不当行为、残疾或者过去的家庭贫困，都可能引起强烈的羞耻感，这更多导致的是逃避而不是任何公开羞辱的尝试。与此同时，尽管羞耻会给那些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痛苦，但是总体较低的情感强度可以缓解这样的痛苦；而且就像早期基于羞耻感的环境一样，这种情感也会因为大量的戏弄和幽默而得到缓解。
一些观察者发现了其他异乎寻常的特征。由于童年的羞耻经历，许多东亚人后来感到羞耻的时候能够把这种情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人应该能够处理羞耻，尽管那肯定会加深自卑和渺小的感觉。许多羞辱的情况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重新融入的可能性。道歉或类似的行为（ 韩国人可能不愿直接道歉 ）可以有效地回应羞耻。其他仪式也可能起到作用。一个举止不当的中国学生受到明显羞辱之后，需要在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穿着一件破旧的毛衣；但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他可以在毛衣外面套一件衬衫，到晚上就能完全脱下来。想必只要令人受到教训，羞辱就结束了。毫不意外的是，重新融入并不容易，因为记忆是长久的。在韩国，蒙羞者之后可能会被告知，“你犯了过错—就别说话”。但是这种情感经验的目的不是破坏；羞耻和完全失去自尊或气馁是有区别的。虽然说即使在东亚的环境里，羞耻也可能激起反抗，但西方报道的那种系统且常常具有破坏性的愤恨好像基本没有。同样地，敏锐地觉察到羞耻和他人的想法也很重要。
在此整体框架之内，重大的变化可能已然发生，尽管吸引人的是基调更为清晰的历史。标准已经改变了。离婚在韩国曾是羞耻的来源，如今在年轻一代中却不会引起特别的反应。过去的仪式已经松动。日本学校一贯强迫行为不当的孩子“站在走廊”里，这样的羞辱习俗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那么正式的方法。日本长期存在的武士荣誉感得到了彻底的审视。武士荣誉感在改革时代和20世纪初都很抢眼：甚至比欧洲还要抢眼，更为广泛的改变使荣誉准则变得更加强烈，基于荣誉的自杀率实际上显著上升了。但是这种文化随着二战的失败而灰飞烟灭，不再是日本式羞耻的一部分。更明显的是，东亚的羞耻越来越明显地指向成就，例如学校成绩。一项研究认为，这跟印度继续运用的羞耻截然不同。总体而言，强调情感大体延续不变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些重要的改变，在这些方面，现代性理论虽然经过适当的修改，但是仍有其价值。
但羞耻的确很重要。那位公开承认行为不端、泪流满面的商人正是一种独特的情感文化的产物。日本或韩国的选民用羞耻感来评价政治行为，同时使用这一独特的标准。这种情感也很容易用于新的用途，就像中国香港用羞耻心来制止公共场合乱扔垃圾的运动一样。避免羞耻的努力仍对公共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有些时候，这能促使人服从，但也鼓励其他挽回颜面的方法。而且，在引起个人绝望的情况下，羞耻感可能导致自杀率上升，这按国际标准来说仍然相当高。
总体而言，最近的观察者大多抱着同情心探究了东亚社会的这一面，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极端情况下会出问题，但是经过调整的羞辱整体上效果良好。现在已不再是西方人猛烈抨击亚洲文化道德标准低下或者倡导古怪行为的时代。最近的评价认为东亚社会的羞耻感肯定促进了服从，阻止了某些冒险行为，并鼓励人把羞怯视为正面品质，这可能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与此同时，羞耻心直接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在一些情况下，犯罪率出奇地低。羞耻似乎已经成功地跟经济和政治的迅猛发展结合起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
尽管部分地区的羞耻文化传统成功地适应了现代环境的要求，羞耻和现代性的任何评估都还要注意到最后一个比较难题。一些社会为了应对现代性，形成了新的羞耻环境，其中某些方面建立在传统之上，但在另一些方面显然是创新的——没有放松对羞耻的控制。这样的模式在共义社会最为明显，包括苏俄和后来的类似国家。共义政策侧重于集体主义，这虽然谈不上是传统的，却使羞耻成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合理工具。对这种主义真实或想象的需求加强了这一结合。苏联领导人善于利用公开羞辱来规训党内官员，使其更加顺从。一位改革者写到他在学校受辱的经历，一次旷课之后，他不得不在全班面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全球交流的逐渐扩大，“现代性”可能侵蚀了越来越多地方的羞耻。况且，在亚洲或者其他已经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羞耻感的应用和改变仍然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直到今天，根据现有的证据，在概括这种特殊情感类别受到的现代性影响时，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事实证明，羞耻在前现代社会中具有适应性，而且即便发生更大的结构变动，这种能力都不会变。
但从18世纪末开始，现代西方开始更加系统地重估羞耻，就像第四章所具体描述的那样。其中现代性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主要原因仍需在更加具体的文化转变中去找。新的西方方法本身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主要的问题显然是牵涉其中的独特创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过去并没有特别厌恶羞耻感。结果不是，或者至少不一定是一条非常成功的西方路径；与众不同既有好处，又有代价。比较研究的学者，比如上文提到的印尼渔村的研究者，可能会认为耻感社会给人更大的压力，使其服从，并过分打压冒险和创新，但是所谓的有所不同的西方方法的局限性同样应该引起关注。
中心论点有两个：首先，梳理1800年以来西方对羞耻的评论，找出几个跟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明显不同的关键因素，在后者那里，羞耻感还没有受到如此全面的抨击。无论是好是坏，新的西方标准都已形成。
不过还有第二点：西方反羞耻的努力从来没有取得如支持者所盼望的那样完全的成功，这在最近的几十年表现尤为明显，因为羞耻出乎许多人意料地重获新生了。它的力量和功用在现代东亚极为明显，而在西方经验里也仍继续发挥作用，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西方的特殊路径值得加以阐述，但事实可能证明，在全球背景下，现代西方对待羞耻的方法并不如许多情感革新者一直盼望的那样分明。在概述了西方的成果之后，以下是我们必须回应的复杂性。
本文选编自《羞耻: 规训的情感》，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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